通后，一直有摩擦挣扎的声音，但没有人说话。
“不过我……我好像听到有两声咳嗽。”我仔细地回忆了一下，但是如实地表示我既无法判断这个咳嗽是来自汪小飞的还是来自凶手的。
“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是来自凶手的。”我面前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警官，看起来经验十足：“按照你的说法，电话接通的时候，汪小飞很有可能已经是被凶手制服着在挣扎，手机响了，他在慌乱中按了接听，但无法发出声音求助。所以可以猜测，他更有可能是被凶手勒住喉咙。”
我想了想，点头说可能吧。那两声咳嗽听起来主观而清晰，在那样的场面还原下，凶手的可能性更高一些。
警官又看了看我面前抱着的照相机，然后拿了个证物袋子。我识趣地把这团摔成泥的东西放进去，我说警官先生，他在堕楼后曾对我说过几句话，反复提这个照相机。
“汪小飞是个记者，平日里曝光采集的新闻不计其数，我想他的相机里会不会有些线索，可惜现在已经被砸烂了。”我搓着手心上干涸的血迹，略略抬头看着警官：“数据，能恢复吧？”
警官说理论上是可以的，只是——
“没用的，相机里没有储存卡。”警官翻来覆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