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商冶。
堂堂正三品的大员，居然也牵扯其中。根据账本中的记载，朱贵每年都会提供给李鉴一大笔财物，由李鉴转交给商冶。
大周朝的官矿都属工部管辖，其直接管辖人，正是左侍郎商冶。
商冶与禹州三人组结成利益关系之后，所有来自京中和朝堂上的压力，就都由商冶代为承担。
难怪矿山一事能捂了这么久的盖子，原来有商冶为他们保驾护航。
这不就是监守自盗么，盛长桢看完账本也是十分震惊，对矿山案有了更深的思量。
盛长桢手中人证物证俱全，但还是得由朝廷来查清此事，得出公论。
如果直接把证据呈报上去，商冶必然从中作梗，拖延时间，给禹州三人组通风报信。
一旦李鉴他们有了准备，说不定就会选择断尾求生，遣散矿工，销毁各种证据，对盛长桢的指控抵死不认，此事就会变得更加棘手。
到时候朝廷再派钦差下来查案，必然迁延日久，说不定还是照样无功而返。
有了这样的担心，盛长桢就重新考虑起顾廷烨的提议来。
先斩后奏，未必不是一条好路子。
到时候救出矿工，有数百矿工为证，李鉴等人百口莫辩，商冶再遮护也无济于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