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的皇帝起居录，也是有极大概率在文帝登基之后被‘修正’过。
而在当时，先有秦始皇尽焚六国史书，后有项羽火烧咸阳宫的时代背景下，司马迁却在《史记》中，以‘记史’的名义写下了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这无疑足以让人怀疑司马迁著史的资料来源。
通过这三点，辩证的分析过后，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司马迁著史，总体上保证了对客观事实的阐述，大体历史脉络没有问题，但对于汉武帝之前，尤其是吕后驾崩之前的历史史实，司马迁并没有具备绝对说服力的资料来源，对于部分历史人物的描写，司马迁也没能避免主观情感的影响。
到这里，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待史书上，似乎毫无存在感的周吕侯吕泽，或许就清晰了许多。
司马迁所处的时期是汉武帝刘彻时期，经过吴楚七国之乱，汉文帝刘恒一脉的皇统合法性已经毋庸置疑，既然如此，那吕氏外戚，乃至于惠帝刘盈一脉的丑化、反派化，自然是当时政治背景下的必要之举。
从《史记》中许多活灵活现，却完全说不通‘司马迁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事件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对于惠帝刘盈、高后吕雉，以及包括吕台、吕禄、吕产在内的吕氏外戚，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