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三楼的封闭的窗口，能看到支队大门前陆续驶回来的外勤车辆，一部分是反劫中心的车辆，另一部分是从重案队和交警支队调用的民用车辆，只有那相貌似依维柯的闷罐厢货才是特警专用的车辆，已经隐去的标识，俩个嫌疑人一个被抬着、一个被架着从闷罐车厢里出来了，迅被队医带上了担架进行紧急救护，而救护的地点就是不远处隐在训练场后的临时羁押所。
伤肯定不重，这么重要的嫌疑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谁也交待不了。不过反过来说，肯定也轻不了，这帮特警长年累月的训练，一腿能踢断臂粗的木桩，一拳能砸烂六七层的红砖，为的就是对付这些恶性犯罪，情急之下的逼问，难道还会很礼貌地求你说出来？
电话铃响了，秦高峰轻轻放下了百叶窗不再去看刁主任训斥一干特警出手没轻没重的场面，心里在喟叹着，对于这些司空见惯的事永远是一种漠然和无奈的感觉，整体司法的公正和个案的正义伸张，很多时候难以两全；就像执法者每每迫免不了触及法律的底线一样，无论你怎么样做，都会付出代价。
电话是郭元打来了，秦高峰机械地问着：“郭元，你们忙了一天有点收获没有？”什么？调动一个外勤组监视居住？已经开始了，谁给你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