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到底要不要去找陈永军帮这个忙。
这个问题，陈川足足想了三天。
他在医院给父亲陈爱国擦身的时候想，回家给母亲李秋萍煮饭收拾菜地的时候想，回学校的大巴车上想，直到回到宿舍之后还在想。
他在想父亲所剩不多的医药费，在想母亲时而糊涂时而清醒，在想肇事者什么时候能给陈爱国赔偿，在想只剩下几十块钱的钱包，在想昂贵的教辅，在想同学的可望而不可即的补习，在想他还没有缴纳的学费——在想所有那些他有心无力，焦虑并且无解的问题。
直到第四天，班主任秦老师委婉地问了陈川一个问题：“陈川啊，”他的表情夹杂着为难和同情，“现在开学了，全班就你一个人还没有交学费。”班主任观察着陈川的表情，叹了口气，继续说：“没事，有困难就跟老师说，老师给你想办法。”
陈川艰难地点点头，说：“我知道了，老师。”然后不等班主任回话，他就匆匆朝秦老师鞠了个躬，慌慌张张地离开办公室了。
秦老师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叹气，偶然听到一耳朵的同事悄悄问他：“这个就是你们班上的那个陈川？就是那个家里出事的孩子？”
“对，就是他。理科成绩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