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来天前博兹瓦纳的医院接收一个病人叫萨尼，是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小男孩，我本来以为可以轻松治好他的，可一周之后病人还是死了，原因是他将一人份的药分给了他的哥哥和妹妹。”之前被调去非洲的时候张伯伦·沃特森非常抵触，没有直接撂挑子不干纯属职业道德的约束，可是在那边短短的二十几天里他的态度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学医是治愈不了世界的。”
“嗯，写书同样不能。”树人先生离开东北大学之后，没有成为一个出色的医生却成了文坛的巨奖，对于后市的人们来说他留下的都是无价瑰宝，然而在那个时代而言他的存在却并无太多增益，“你首先得改变药商的想法，其次还得改变议员先生们的意见，你老爸虽然有钱却也不够那么乱造的。”
张伯伦·沃特森用胳膊撑着床架坐了起来，他三十多年里从来没有过如此的愤怒，不是因为自身的病，而是因为对现状的无能为力，就像梁葆光说的那样他根本动摇不了药商们死赚钱的观念，“为何人们就不能有点同情心呢，我们不是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只是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家里。”
“你不是看过萨特老爷子的《存在与虚无》嘛，看不见的跟不存在也没什么区别。”在黑天鹅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