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学生，上过报纸，认识一些人，和外国公司的关系也好，你以为能白拿回来吗？他给你，肯定是想要什么的。”
“想要什么？”
“我怎么知道。”金父怒气上头，很快又平息了下来，和两天前的愤怒比起来，他现在还算是平静。
毕竟，对方把录像带送过来，而非交给公安或媒体，本身就说明有所求。
有所求就好。金父暗想，再看一眼局促不安的儿子，心想：此间事了，一定要把他送走。
下午。
金父联络了陶天养，他知道杨锐认识这名公安部的老处长，也通过后者联系杨锐。
当天晚上，杨锐约了景存诚，一起来到南锣鼓巷的爆肚店。
与金父的忙忙碌碌不同，第一天发生状况的时候，杨锐准备的充分，却没有用多少力。
这就是准备充分的好处了，他身边有香港人李章镇和英国人弗兰奇作证，保龄球馆方面的供词也偏向于他，除了请陶天养出面，他用不着费多少事，差不多秉公执法，不要黑白颠倒就可以了。
他甚至都不用把录像带拿出来，就大局已定。
杨锐本来就是把录像带当底牌的，毕竟还是1984年，没事拿一个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