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的，还有楼宇宿舍的修缮，通勤车辆的油费等等，总而言之，要让一百多人的单位正常工作，一年总少不了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元。这些钱，国家以前都是会拨付的，科研改革一来，这一块就被一刀切了。
当然，切掉的钱并不是消失了，上层的目的依旧是打破大锅饭，于是，这些钱多数被填入了各种科研基金中，等待研究员们申请。
就上层设计来说，自然是研究工作越多的单位，申请来的资金越多，从而研究水平越高的单位，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获得更好地发展，进而形成良性循环，优胜劣汰。
但在实践中，各个单位分到的研究经费，不得不用来补贴办公经费。
比如唐集中的实验室，一年得到的近百万经费里，总有二三十万，要给北大的校级机构和院系开销，如果杨锐是北大的教师，他申请来的经费，也理所当然的要有这项支出。
可惜，杨锐并非是北大的教师，也没有理由直接送钱给北大，他也不允许张建勋这种人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漂没自己的经费。这种非程序化的税收的主要问题在于人心难测，今天漂没一成也许就满足了，后天或许漂没五成仍然觉得给你留了面子……
相比之下，杨锐宁愿建立自己的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