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也没有用，尤其是北京以外的高校的研究员们，他们查个文献都极麻烦，写一篇论文是真不容易，有些人一年的经费只有几块，别说是请专门的公司来查专利了，打电话的钱都很拮据。
不过，杨锐是习惯了外包的一代人。到他读研的时候，很多实验都不是在一个实验室里完成了。比如要用几千万倍率的显微镜的时候，实验室买不起机器，学校也没有，那就干脆请有这种机器的单位来拍照。毕竟，没有谁喜欢借机器用，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说话的。
除了没有的仪器，操作困难的实验外包的也很多，有的实验学起来就要大半年时间，或者学起来很费资源，老师懒得去教，还不如直接外包给外面的生物技术公司，成本低不说，还不用承担“剥削”的恶名。
进入10年代以后，许多只能招硕士研究生，而不能招博士生的老师，已经越来越习惯自己做实验了。10年代的硕士生都是纯新人，他们在本科阶段的主要工作是考研，很少去实验室里工作，而实验室里的工作却越来越难，许多顶着硕导牌子的老师都觉得教人麻烦，不如自己去做，只当研究生是洗瓶子精——上层学术界在改革开放以后一向自由，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让学生成精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