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小儿子的？”伍洪波问：“快上小学了吧，没送幼儿园？”
蔡院士满面笑容道：“幼儿园也去，我有空也教教他，幼儿园老师教数数教半年了，我说，不如趁这两天闲下来，给小孙子做个启蒙，我教语文有点不够格，俄语、英语和数学还是可以的。”
“这两天本来是闲下来了对吧，都怪杨锐。”伍洪波笑着打趣。
“怪杨锐！”
“都怪杨锐！”好几个人趁乱起哄。
杨锐没想到高朋们竟然都像是中学生似的，无奈道：“实验室的事，谁说得清楚。”
“两个月做一种新药，也有点太快了吧。”靠着暖气的是中科院药品研究所的研究员庆志勇，不像是大学里的教授隔着窗户纸看不清楚，他是经常性要对接各地制药厂的，因此很熟悉而今做一款新药的难度。
如果50年代的中国，有现在的生物研究水平，那在抗生素大发展的热潮中，还是有一分余力的，但在84年来说，中国开发新药的能力就太弱了，尤其是竞争力薄弱，即使看准了一个靶点，预计十年二十年能做出来，也没人敢做，因万一你做到一半的时候，其他公司就可能率先做出来了，若是如此，其前期投入就全白瞎了。
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