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这种用文章名而制匾建厅的事儿，也是很罕见的，你比如北大，他们有钱穆，有胡适，却是踪迹全无，气度不够。”
蔡教授气结，他看的出来，这位细长胳膊的历史老师是位老牛棚，不仅未曾好好的改造思想，说话还不经大脑，原本置之不理是最好的选择，可涉及北大的名声，蔡教授不得不多说一句：“不宣传钱穆和胡适，是因为政治，不是因为气度。建荷塘月色亭不是因为气度，而是近春园重建，适逢其会。”
“学术就是学术，政治就是政治。钱穆一代国学大师，乃是宗师的地位，现在的书里竟是提都不提，令人痛心……”这位历史老师已是自怜自伤起来。
蔡教授懒得和他去说。钱穆自然是一代宗师，但他本人在49年后去了香港，且多次赴台，是常凯申的座上宾。胡适更不用说，他抗日期间是国民政府的驻美大使，其后又是台湾研究员的院长，以建国后的政治环境，又如何宣传。
蔡教授是搞自然科学的，向来不喜欢搞人文的自怜自伤，放下手里的茶杯，道：“我还是出去等杨锐吧，房间里面闷得慌。”
“好。”刘院长更不喜欢这种气氛，立即推门出去。
细长胳膊的历史老师愣了愣神，见两人转眼间就出去了，也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