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
在这样的环境下，杨锐的计划，必须通过大使一级才能玩得转。
所以，早在国内的时候，杨锐就通过乔办，与中方驻瑞典大使凌志明交流过了。从后者的角度来考量，若是在他的任期内，中国能够出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他的政绩来着。
往小里说，瑞典人对诺贝尔奖的看重，是完全超过其他各国人的，每年十月份的时候，就是出租车司机，都能对每一个奖项的候选者如数家珍。中国人若是能够在当年获得诺贝尔奖，凌大使的工作也会好做的多。
有这样的预期，杨锐就懒得与赵泽计较了。
至于中国驻外使馆的工作模式是什么样的，他更懒得理会。
景语兰则是松了一口气。
她是有点担心斯德哥尔摩的物价的。
中国人在国内都不觉得宽裕，出国自然更加的捉襟见肘。普通公款出国的干部，临回来带一个家用电器，就算是功德圆满了，买衣服之类的，可以说是没有人想过。
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工资换一件外国衣服，这种消费模式在90年代都不常见，80年代就更加稀罕了。
偶尔有女孩子说买一件来自香港的衣服，那多数也是香港的地摊货，或者从深圳弄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