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教授。”
“杨教授。”
门铃响起的同时，伴随着有节奏的喊声，用的还是半生不熟的中文——最多也就是三分熟。
杨锐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看了眼手表，连忙坐起来，推推身边的景语兰，低声道：“糟糕，中午了。”
“几点了？”景语兰的智商也留在梦里了。
“12点了。瑞典时间。”杨锐胡乱的穿了一件衣服，再喊道：“是谁？”
“艾奇逊，先生，我是您的诺贝尔随员。”敲门声停止，来者开始用标准的英语回答，说的比中文溜多了。
杨锐就有些懵了，再问：“我的什么？”
“您的诺贝尔随员。”门口的艾奇逊顿了一下，道：“杨教授，我是由瑞典外交部配置给您的私人服务人员，在诺贝尔奖颁奖期间，我都听从且只听从您的命令。”
杨锐讶然道：“还有这个项目？”
也不怪他不知道。如果是在网络时代，他随便打开哪个搜索引擎，就能找到瑞典政府在诺贝尔奖期间的一切优容，从住宿到人员安排等等，都是远超大使级的，基本上，中国是怎么对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瑞典人就是怎么对待诺贝尔奖获得者的。
从这一点上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