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工作人员和一座规模极大的影城，但这个“中国电影有史以来空前的电影王国”毕竟不是每天都在开戏，故此更非对所有人都能物尽其用，继而问题就出现了。
有些轮不上进组的工作人员每月照例发薪水不说，许多人更不得不日日等戏开工，结果庞大的影城里时常出现“守株待兔”的尴尬情景。再加上从不间断的片场维护、机器保养、日常用品等开支，实在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还有一点在于，大片厂制度下的制片人掣肘于戏院商的干涉和“捞过界”的禁忌下，因此工作范围往往较窄(如安排拍摄时间及寻找场地等寥寥职责)，若谈自由岂非多管闲事？
在诸多的因素的情况下，这才给了邹文淮他们的机会。嘉禾的外判制度恰好与邵氏的大片厂制度相对，一方面突破了“包身工”的局限，主动寻觅或接受与不同戏院商和制片商的合作，以求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优化组合”。
另一方面则以合作关系的形式给予明星和制片人更平等的创作地位，即支持对方成立“卫星公司”，以母公司监督剧本、成本及拍摄进度的前提下自主开拍电影，由此让其得以创作出更多元化的类型题材。
而影片完成拍摄后既可直接交由母公司进行宣传发行，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