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寿哥，你今生之中，口袋里揣过最多的钱的时候是多少钱？”旷德军斟上一杯酒，慢条斯理地问道。
旷德寿也给自已斟上一杯泡酒，问老曾要不要，老曾说我还是吃杨梅酒。
旷德寿想了想说：“我口袋揣过钱最多的一次记得是八六年，跟德保、修官你三叔，我们三家凑成一船十多吨甘蔗，走粤都河押运到贡市糖厂。那一年，甘蔗过秤后当天可去财务取钱，到现在我还记得，总共十八吨，150元/吨，总共2700元。你二叔跟德保都是鬼头鬼脑的人，打死不肯携带那些钱、当时没有百元大钞，最大票面也就是十元钱，2700元有270张，有3大捆，留了20元做3人回家路费。我们把钱卷成一团用一块布绑在我腰上。那时候工人一个月工资才四五十块钱，我身上携带了近三千元钱，走路都轻飘飘象踩在棉絮上一样。去贡市旅店住大通铺，我记得很清楚，本来一个人四元钱一晚，讲半天价，三个人十块钱，一个大房间大通铺可以住十多个人。那时候社会治安乱呀，绑着一捆钱硬是象绑了一个炸弹，提心吊胆过了一夜，不敢睡呀，也根本睡不着。后来第二天搭了一辆便车回到门前乡，一颗心才放回肚子里！”
旷德寿意犹未尽地说：“那时候的钱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