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我陪二姐来到派出所进行后续处理，同时做伤情鉴定，那是我第三次见到杨家宇，却是第一次了解法医。当时他还是个小伙子，约莫比我大了六七岁，戴副黑边框眼镜，高高瘦瘦，颇有知识范的感觉。
“这份伤情报告虽不能起决定作用，但对你的离婚起诉是有帮助的。”他将一个档案袋递给二姐，转头对我说，“我应该不是第一次见到你们吧，尤其是这位小姑娘。”
小姑娘？我们似乎没差那么多吧，可看他一脸认真的模样我便忍住瞪眼睛的冲动。
“嗯，见过三次，这样看来，我们……”我苦笑着说。
“老杨，有案子了，你这边结束没？可就等你了。”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年男子推开门问道。
“结束了，马上。”杨家宇立马站起来大声回答，那种精神头像是换了个人似的，搞得气氛都有些紧张，我们见此也不再寒暄，识相地出来了，紧接着杨家宇拎着箱子急匆匆地上车离开。
二姐叹了口气说：“刚才把我吓坏了，你说杨法医是给死人打交道的，这伤情鉴定能行吗？”
我扶着二姐没有说话，只是看着警车的离去，内心像是被千斤锤猛击了一下，难以平复。我紧紧攥着那份伤情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