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观点,后来写进了我们合著的《黄与蓝的交响》一书,现在则成为本卷的思想基石。[1]
    不过这绝非“概念先行”。相反,这些结论本身就是研究的结果。而且,以后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比如1995年出版的《闲话中国人》等,则一再证明它们是成立的。至少,逻辑自洽。
    在此基础上,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又提出了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
    这是受到汤一介先生的影响。汤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但我认为,“礼乐合一”比“情景合一”更合适。而且,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天人合一归于人,知行合一践于行,礼乐合一成于乐”。这样说,才能完整地表述我们民族的人本精神、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2]
    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现实精神、艺术精神),体系构建起来了。
    这是一个“文化系统”。
    系统是一定有逻辑起点的。而且,系统的建立虽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其中肯定会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那么,这个时刻可能在何时,可以称之为“奠基者”的又是谁呢?
    直觉告诉我,是周人。
    3.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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