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责灵帝的故事。******先生推断，这是汉末社会上流行的看法，表明当时名教的君臣一伦已发生动摇〔6〕。余氏的主旨在于探讨魏晋君主观的源流，与本文无关。然而，这毕竟有助于我们认识汉末士大夫与皇权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观念的迁移。
前引《英雄记》谓董卓面斥少帝：“令常侍小黄门作乱乃尔，以取祸败，为负不小。”《献帝起居注》载废少立献之策，复谓何太后“统政荒乱”，其实是反映了董卓的意见。《后汉书袁绍传》载董卓述其废立之意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进而又严厉批评了已故的灵帝。
《续汉书祭祀志》曰：“初平中，相国董卓、左中郎将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不应为宗。”刘昭引《袁山松书》录此议颇详，谓章帝以后，“政事多衅，权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亲而已”，“故孝和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按即和、安、顺、桓四帝）之号，皆〔宜〕省去”。董卓否定穆宗以下诸帝，甚至废去其庙号，与党人名士之“诽讪朝廷”，正是一脉相承的。从这层意义上说，汉末清议运动又为董卓政权的崛起，做了舆论方面的准备。
早在中平元年（公元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