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只有“新经”的地位提高了，成为大汉官学的绝对权威，今、古文经学之间的争论才会渐渐减少直至消失，今、古文经学才能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融合，朝廷的中兴策略和新政才能稳定下来，才能在“以民为贵，隆礼重法”的正确方向上持续推动和发展。
这两年来，中兴策略之争，平叛策略之争，新政政策之争，乃至于定都之争，三雍建设之争，表明上看是策略之争，其实它的背后是权力之争。但权力之争的根源是什么？是官学之争，是学术之争。
无论是研习今文经学的大臣，研习古文经学的大臣，还是研习“新经”的大臣，因为观念、理念的不同，在中兴大业上所采取的策略当然也不同。但只要让自己所研习的经学变成官学，成为大汉的权威官学，那么他们就能控制决策权。控制了决策权，也就控制了朝政，也就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权柄。
官学、决策、权柄，这三者是相辅相成，是一体的。
现在“新经”是官学，研习“新经”的北疆士人、北疆武人，包括我们这些师从郑玄大师的弟子、门生都位居高位，我们控制了朝廷的决策权，控制了大汉的权柄。
研习今、古文经学的大臣，包括他们的门生弟子，包括他们的亲族故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