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又道：“自仁宗皇帝庆历新政，然后是神宗皇帝用王安石变法，都是不成，为什么？庆历新政用的是范仲淹，神宗用的是王安石，他们都是君子，都是要富国强兵。可弄来弄去，到最后都付渚流水，就是因为他们太过君子，太过方正。变法图强这种事，是为地国家富强，百姓富强，可是强国而富百姓，亏的是谁？亏的是士大夫，亏的是官员，贵戚！那么，士大夫和皇亲国戚为什么要变法，为什么要支持新政？可恰恰是他们，手里的力量连历朝的皇帝都不能轻视。真宗皇帝想重新丈量东京附近的土地都不行，你想一下，这力量有多么可怖。今大宋外有强敌，内实疲惫，若是朕以常法应对，十年内都只能是偏安之局，十年后人心思定，金国据北方而与我宋朝划江而治，兴师北伐只能是徒劳无功，或是血战之后方能寸进，苦地仍然是百姓罢了。这秦某人，朕岂不知他是何等样人？观其行，听其言，察其行，少年得志，野心勃勃，却是吃不得苦，挺不直腰。在北国事金人如父，回来后拼命压抑，一朝得志，必定是会弄权。不过，这种小人有个好处，就是上有好，下必从。君主喜欢什么，他们就一定要奉迎君主，自身没有理想，君主的想法便是他们地想法。我今要变法图强，眼前有一个最得力的人选，为何不用？用李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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