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儿的居委会主任。六十几岁年纪，身子骨很硬实，手快脚快，人也热心。但那会儿工艺美院的学生留长发，踏军靴，穿破牛仔裤，不象好人，再加上进院儿那帮二渠道书商素质低劣，齐奶奶便总一幅看贼的眼光看我。特别是我扔了那口缸之后，便让她盯上了，隔三差五就找个缘由，来院里看看。
但那时我有个优点，没事儿爱聊天，从七八岁的娃娃到七八十的大爷大妈，没我不能聊的，而那不耻下问的劲头很讨喜。齐奶奶老伴儿去世早，儿子老上夜班，白天没人外头转悠时，我也就常和她闲聊逗闷儿。一来二去，齐奶奶成见没了，看我们人踏实，画也不错，还热心起我们的创业生活，没事儿就去金台路市场书商那，义务帮我们催催稿费。对我来说捎带脚的好处是我可以常去南面蹭饭。
齐奶奶的电话我本以为是离的久了，想找我说说话，可仔细一听，心凉了半截。那小院儿的滴滴声不是幻觉，问题被朝阳群众给纠出来了。
我赶到齐奶奶家已是傍晚，进屋还没打招呼，齐奶奶已经发话了，“杰子，你没干什么伤天害理儿的事儿吧？干嘛把呼机埋院儿里？“说着，从桌上递过一个满是泥巴，已有了些锈迹的寻呼机。看上去，确实像吴澜丢的第一个，呼机扣上有串钥匙，又笨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