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老百姓对这些新生事物都很抵触，生怕把自己的孩子给带坏了。
于是治理文化传播途径种种违规、违法行为再次成为工商部门的工作重点。
宋国甫便又成了让游戏厅、录像厅、书摊儿老板战战兢兢的瘟神。
只可惜禁得了行为却难禁胡思乱想，也恰恰正是在这个时期。
“陈世美”和“第三者插足”竟然变成了“婚外恋”。
接着，又继而诞生了“情人”的说法儿。
这些时髦新名词儿虽然仍属于不正经、被鄙夷的范畴。
但如果仔细品味，却不难发现。
从人们的口里说出来，已经多少有了点儿浪漫的味道了。
不能否认，有人在暗中希冀着什么，而这或许就是世风日下的苗头。
最后的一条是，由于外地人口持续流入京城，京城环境难以避免的变得越来越复杂、难以管控了。
像善于经商的维族同胞，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陆续进京的。
这些头戴小帽儿的维族同胞，除了把葡萄干、哈密瓜、杏干、纱巾等商品带进了京城。
还用车条磨的钎子，把“羊肉串”这种美食也一起引入了这个城市。
这毫无疑问，确实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