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流露，也是他们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因为当时对学生的分配原则是“社来社去”（注：社即公社，就是从农村招上来的学生毕业后仍分回农村去），而面对知青们叵测的命运，他们也不敢有过妄的奢望。
或许也是一种天意的使然，李玉兰走后时隔一年，王普济也获准考取了聊城师范学校。
也就是从那以后，扎根茌平的“知青生活”开始了支离破碎，原先比较完整且颇有生气的知青小组，逐渐就象秋后的蒲公英一样风一阵雨一阵便七零八落地凋散了。
让人意想不到和凄凉的是，曾经那么轰轰烈烈锣鼓喧天波及到全国千万学生和家庭的上山下乡运动，竟是这么含含糊糊地拖了一个不明不白的冗长，烟消云散了。
几乎每一个知青小组离去的同学在临行前都对自己曾经住过和即将告别的四壁徒空的栖身处情绪复杂地凭吊过。烟熏的黄土墙壁上残留着刚下乡时意气轩昂的壁报宣传栏；残留着缀满豪言壮语的决心书触及自己灵魂的心得体验及学习贫下中农改造世界观的经验交流。褪色的红纸上隐约可辨的“扎根农村干革命，反修防修筑长城”之类的标语口号。
如今这一切都将过去了，且过去的如此灰不溜秋！如果说它是对当时那个扭曲年代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