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只是追着他造反的坏名声，却没想过他为大明朝，乃至后世子孙所撑起的一片天。
可唐代太宗因为善待儒门，即使他杀兄逼父也只是说他大义灭亲而已，康熙乾隆离明朝数百年，却没有明朝之鼎盛，却被后世记得其泱泱之功劳，这就是儒门的笔伐言诛，可见其之可怕，中国不怕任何敌人，就怕从中的思想败坏。
而岳麓书院在以前的另一个伟大之处便是“会讲”制度。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想想看，聆听大师们精妙的语言，体验“思辩”的乐趣，探求人性的秘密，对于老师，对于学生，都是一件多么高尚，多么快乐的事呀。这样自由、开明的学术氛围，在中国文化史上并不多见。当年学院举行“朱张”会讲时，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就学者更是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舆止冠冕塞途，想象当年这些鲜活而热闹的情景，便是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件令所有文化人感动激动和愉快的文化盛事。
从这些看来，岳麓书院的思想当时就已经超出了其他三大书院之外，就好似到现在都没有确定的北大校训一样。
北大盛传的校训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