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在“千叟宴”上骤然犯病的消息封锁了六天。纸里终究包不住火，第七天头终于由上书房和太医院联名发出勘合，布告中外“圣躬违和”。于是十八行省督抚藩臬各衙门长吏的请安折子雪片似地递向北京。尽管折子里用尽了好词儿，都说自己要“克终厥职以慰圣廑”，相信皇帝“但颐养节劳，必能早占勿药”，但从北京暗地传来的消息，康熙皇帝已是“痊好无望”，人人心里都在盘算着自己日后的去路，巴望着皇帝早定国事，将皇储指明，免去自己忧思徘徊之劳。十四阿哥更急得像锁在柱子上的猴儿，抓耳挠腮地没个理会处。想独身进京，又怕丢了兵权，留在军中，又怕胤禩在京做手脚，人死了来个秘不发丧。因此，从肃州到北京的黄土驿道上，每隔四个时辰就有大将军王的流星报马往来于京都大营之间。北京万一有事，远在三千里之外的胤不出四天就能了如指掌。
过了五月，朝廷又出邸报，说“御体稍安”。接着便有旨，严令各地官员不得“纷传谣言”，命各省总督巡抚分批进京面圣请安——既然叫见面，皇帝的身体自然已经好转了。人们一口气没透过来，便接到廷寄：“王掞党附胤礽，至死不悟，着革去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职衔，发往乌喇打牲军前效力，念其年迈，着由其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