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了如许多的限制，程晋州抄写的就更慢了，常常是一本乡试录仅用得上十分之一，不时的还要派人去问问族里的教师。侍砚和侍墨搬运书籍累的手疼，来往累的脚疼，两个人看起来就像是在接受魔鬼特训一般。
这也就是在程家，假如程晋州穿越到中等以下的家庭，别说抄书，就是想看上一眼人家的藏书，也得跪破膝盖——大夏朝可没有公共图书馆给人使用，纸墨的价格更不是普通农家所能承受的，买书更是想都别想，即使小户地主也不敢轻易购入雕版书籍，读书人手抄的版本更不便宜，那是相当于21世纪高科技人才的人工。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读书人从来都是富户，所谓的寒门子弟，大抵是政治上的寒门，而非经济上的寒门，少数天资聪颖者或许能在乡试府试中暂露头角，但考取进士的机会最好还是留给儿子——那些花费巨额路费、巨额餐饮住宿费用，并以万分之一的百分之一的机会首次即成功者，仍然需要亲族与政府的资助，而要想获得资助，又是何等艰难。真实的情况往往是，有希望的秀才们用十年或二十年的时间，将父母留下的财产全部花光，却未能得到举人的头衔而拜官，只好乖乖回乡做私塾先生，然后将希望放在儿孙身上，如果有必要的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