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元年正月十九日，刚刚经过狂欢一般的元宵节，临安城大街小巷之上，还有各种报纸之上，都出现了一则消息：继昌隆纺织厂大量招募工匠，凡罗织工人，只须考验合格，便可入厂。
此前继昌隆之名便在绸缎界极响亮，谁都知道这其实便是流求的丝织坊，如今不但将生意开至大宋来，而且还改了“场”为“厂”。这让临安同行都惶惶不安起来，以前在流求时竞争便已经压得他们喘不过气，如今迁至临安来，竞争的压力更甚了。
而且更让罗织坊担忧的是，继昌隆开出的工钱极是丰厚，共分为九等，初等的是学徒，一月工钱也有一缗二百文，足够温暖之需。最高等的被称作“匠师”，工钱更是高得令人咂舌，足足是十缗——不过继昌隆也说了，最多只招两名这般的匠师。
一股隐隐的风暴便在酝酿之中。
不过，此时大家最注意的还是新被拜为参知政事的崔与之的消息，据说他曾辞参政一职，但天子早有预料，一共遣出三批使者，第一批使者前脚离开，第二批使者跟着就到。如此恩宠之下，崔与之退隐之心再坚，也不得不出山，否则只怕要被世人嘲骂是沽名钓誉了。
炎黄元年正月二十日，他抵达临安，按着规矩，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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