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下来不过两年的地方，吏治就如此堕落，这让赵与莒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特别是那批来自流求的官吏，他很努力地培养他们，通过各项手段来提高他们的待遇，但人心不足蛇吞相，在流求严格的监督制度下，他们表现得循规蹈矩，可到了打下的中原地区，别的派系的官员都将他们当作是天子嫡系，他们的权力失去了必要的监督，个人的欲望也就不可遏制地膨胀起来。
将吏治的清明寄托在官员个人的操守与道德上，这是最靠不住的。但以赵与莒的经历智慧和能力，他又不知道如何在这个时代，建立起能够制约这些官员的制度。只有蠢得臀部与大脑换了位置的人，才会以为引进后世所谓西方制度便可解决掉一切社会问题，也只有比这种人更蠢的家伙才会相信所谓西方文化一定优于中华文化。
那些人全然未曾想过，他们推崇的西方制度中非常重要和核心的一个内容，也就是文官制度，根本就是诞生于中华的科举制度与西方文明结合之后的产物。
若是说此前，赵与莒还可以凭借自己做为穿越者的智慧，对大宋各个方面进行指导的话，那么现在，他与如今大宋任何一个官员、儒生、士大夫没有两样，都是在摸索，在探究，究竟怎样的制度才能让这个社会更为公正，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