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堂之上则监督百官事务，在外则关注乡里教化。由此可见，此三公困据于庙堂之中者也。我大宋承唐制，《唐六典》又云，三公，论道之官也，盖以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故不以一职名其官。”崔与之微微一笑道：“唐以宗王充任三公，但存其名，我大宋既有意超唐越汉，如何能让这职司流于形式？”
“我朝中不设三公，设勋议于州府，如此既无虚职冗官之患，又有替天子理阴阳平邦国之人，如何不可？”
崔与之的目光与这些人不同，他与赵与莒接触最多，故此最为了解赵与莒的计划，赵与莒也曾在他面前吐露过，要让大宋——或者说华夏——跳出兴亡勃忽的怪圈，而要达到这一点，寄希望于代代都出现贤君名臣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限制掌权者的权柄，让他们既可以安于政事，又不至于因为个人的品德或者野心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赵与莒提出勋议团之说，他立刻意识到，这个东西是赵与莒拿出来削减旧派官僚士大夫的权力的，但同时，只要运用得当，这个组织同样也可以用来限制皇权。
“便是如此，乡老岂可泛滥，周时二乡方有一人，可在崔相公所提之议中，每千丁中便可设一勋议，我大宋丁口过亿，如此岂不要设十万勋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