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务实，更加看中当下。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就完全丧失了远见，不再具备预见性。
作为帝国的皇帝，王冠之沉重也逼得他做些长远的考虑，而不是完全待事待临头，再去仓促应对。至少，他不愿意在十几二十年后，当问题深入、情况严重到不得不改的地步，再被动地去解决。
当然，他自己还能不能活二十年，还是未知数，但只要他还在位，他能够做的，该去做的，还是要坚决地去做，尽量不要把问题抛给继世之君。这是刘皇帝作为“开国”之君的担当，也是性格使然。
但凡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纠正时弊、缓解旧矛盾的同时，也需注意到新问题的产生以及新矛盾的扩大，这是十分必要的。
在过去大汉那么多轮的变革中，也有无数案例证明了此点，没有任何一项新政的诞生，新制的改革，可以做到一劳永逸，百利无害。因此，在这一方面，大汉的君臣还是很理性的。
从此番兵制改革来看，如果成功了，能够按部就班地根据中枢制定的方案去落实，那在未来，大汉的军费支出是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的，国家财政也能更加趋于理性与健康。
这是利处，也改革的根本目的，但同样的，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带来了国家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