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偏偏要自食其言,大动肝火,抓住这个小小的问题上纲上线呢?事情还要从乾隆三十九年禁书说起。
    历经父祖两代奠定的良好基础,继以乾隆初年的励精图治,大清帝国跃上了盛世的顶峰。国势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各项指标都远迈前古。
    虽然治绩如此辉煌,乾隆并没有丝毫飘飘然。易经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又说“处泰虑否”。中国古老的辩证法早就提醒人们,凡事达到极盛的那一刻,往往就是转向衰败的开始。
    因此,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之后,皇帝越来越多地提醒自己,绝不能出现任何松懈思想。越是顺利之时,越要振作精神,否则就会翻车。“保泰持盈”四个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皇帝的文件当中。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二月,他在谕旨中对全国臣民说,当此全盛之日,自己“惟当益加兢兢业业,保泰持盈,用以上承灵休,以与我天下臣民共享太平之福”。(《清高宗实录》)平准不久,他写诗自励道:“日励自心强不息,敬天勤政又从头。”
    皇帝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没有改变自己勤政的习惯,反而更加兢兢业业,谨小慎微,奋发勤政。乾隆确实是雄心太炽,这个政治超人还有无穷的精力。他认为保持盛世难于创造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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