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物不备，市侩人等趋之若鹜，且有娼妓优伶争投觅利，其所取给者，悉皆工员挥霍之赀，而工员财贿，无非由侵渔帑项而得”。堵塞衡口工程时，“工次奢侈挥霍，开廛列肆，玩好生色，无所不有”。
进贡热的另一个影响是官场上送礼之风的兴起。
乾隆早年，对进贡送礼之弊察之甚详。即位之初，他就规定，官场之上，不得以送“土特产”之类的名义给上级送礼。皇帝说：“持廉之道莫先于谨小慎微，督抚为一省表率，既收州县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送又不可少，层屡递及，督抚之所收有限，而属员之费不赀。”（《清会典事例》）
然而，晚年皇帝自己公然需索重礼，对自己早年这个规定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官场之上请客送礼之风迅速升温。章学诚说：“印官上任，书役馈送辄数万余，督抚过境，州县迎送必数千金。”
乾隆六十年（1795年），福建巡抚浦霖贪污案发，皇帝查抄其家，查出“三镶玉如意大小共一百五十七柄”，皇帝惊叹：“此与唐元载查籍家财胡椒至八百石何异。”其实皇帝大可不必如此惊诧莫名，胡椒至八百石，可能吃不了，百数十柄如意却是稍有头脸的臣子必须常备的，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