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冲动。他们喜欢关起门来过日子,除了朝贡一途外,他们希望把外贸规模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内,并且给外国商人设置重重阻碍,以给自己的铁打江山不添任何麻烦。
    不但不希望外国人给帝国带来麻烦,甚至那些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人也被统治者所厌恶。乾隆皇帝即位后的第五年,发生了荷兰人屠杀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华侨的“红溪事件”,荷兰士兵和暴徒开始疯狂屠杀和洗劫巴达维亚华侨,纵火焚毁华侨住宅,屠杀持续了半个多月,一万多名无辜华侨的鲜血染红了巴城的溪流,故人们称这次惨绝人寰的事件为“红溪之役”。
    翌年,福建巡抚将此事奏闻于朝廷。皇帝宣布:“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就是说,这些华侨本来是在国内不安分之人,违法私自出洋,被屠杀是自找倒霉。
    在这种观念和知识水平下,清王朝高层对于自己的外贸发展水平,外贸国的数目,外贸商品的变化一概漠不关心,因此也一无所知。
    外商在中国居住,生活上的委屈与侮辱是显而易见的。法国人拉佩鲁斯1787年曾在广东短暂停留,后来他写道:“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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