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并开始实施。当然，乾隆对此一无所知。（《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
不过，中国政府还是感觉到了鸦片贸易的不正常发展。乾隆十三年（1748年），鸦片出口仅占英国货物的1/8，到乾隆后期，鸦片输入量已占输入货物的1/2了。中国社会上，吸食鸦片者的数量大大增长。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不得不重申雍正年间的禁令，并且禁止烟具的输入和贩卖。
但是，与乾隆晚年的许多其他禁令一样，这道禁令也成了一纸空文。“在中国，很少有花钱做不到的事情。”（《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这是外国商人的经验之谈。英国商人轻易地用行贿手段打破了海关的封锁。事实是，朝廷越禁，走私越欢。因为禁令为海关关员提供了巨大的灰色收入空间。英国人后来记载道：“禁烟法令甚严，但送给主管官员金钱后，鸦片买卖却可公开进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因此，乾隆晚年，鸦片在中国上流社会已经成了一种公害。英国使团成员到了中国不久就发现了这一点。巴罗在书中这样描述乾隆晚年中国社会上鸦片的流行程度：
上流社会的人在家里沉溺于抽鸦片。尽管当局采取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