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包出去时只要遇到乡亲就会叮叮嘱嘱地欢送，傍晚背着书包回来时又会在村口细细询问。我就是这样背着书包，一步步走到今天。走到今天还是一个学生，永恒的学生，当初在村口早早晚晚迎送我的乡亲，完全没有想过我的上学对村庄会有什么好处，对他们会有什么助益。我能体会到其中所隐含的某种神圣气息。我不愿意背弃它，何况“学校里同学很多”，永久的心理牵连，永久的众目睽睽，永久的精神传染，永久的文化企盼。
谁教会了我，我就把作业交给谁，这是天下课堂的公规。当老师伸手问我要作业的时候，我只得赶紧解开布书包，把那本揉皱了的作业本恭恭敬敬地捧出来。浙江要我的书稿，我立即回到了小学生时代。
蒋焕孙社长得知我对家乡出版社的恭顺态度后，派出一位副总编、两位编辑来上海。我对他们说，过去走南闯北的漂泊者们好不容易存下了一点财物总想送回老家藏着，我的各种文稿，可以在海内外胡乱闹腾，但依据古道，存一些自己可意的给浙江文艺出版社，心里觉得安定。交存的文稿当然多数是在别的地方出版、发表过的，我在交存前会重新认真地修改一遍，使它们有可能存放时间长一点。那天陪我去拜访他们的，是《文化苦旅》的责任编辑、上海知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