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后他仍然写道：“生活单调乏味，这是一段漫长的、每天都在刺痛和摩擦中度过的日子。”当时，他几乎立刻就意识到，“许多麻烦……其实并不是由保加利亚人引起的，而是由教会机构的中心组织所造成的。这是一种折磨和羞辱人的方式，我从未想过它们会如此深地伤害到我”。早在1926年，他就开始在写作中把这一冲突称为他的“十字架”。而到了1935年，事情开始有了转机，他被调任为伊斯坦布尔的“使徒代表”（"tolic Delegation），在那里他又待了十年，直到1944年他获得他的第一个重要职位——驻巴黎的“罗马教廷大使”。然而，再一次，“在我对当时局势的理解方式和罗马教廷对事情的判断之间出现了分歧，这严重伤害了我，而这是我唯一真正的十字架”。他待在法国的那些年里，我们不再能听到这样一些埋怨了，但这并非因为他已经改变了他的想法，而只是他已经习惯了教会世界的种种行事方式。在这种心态中，他在1948年写道：“（我的这些同事、好神职人员们
）在对待那些卑贱、贫穷和居于社会底层的人时，流露出了怎样的不信任和粗鲁啊……这让我感到痛苦不堪”，并且，“这世上所有的聪明人和精明者，包括梵蒂冈的那些人，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