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每一部小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
“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其真意何在？”
斯特恩同时代的费尔丁认为答案在于行动和大结局。斯特恩的小说答案却完全不同：答案不在行动和大结局，而是行动的阻滞中断。
因此，也许可以说，小说跟哲学有过间接但重要的对话。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不就奠基于莱布尼兹的名言：“凡存在皆合理。”
当时的科学界基于这样的理念，积极去寻求每样事物存在的理由。他们认为，凡物都可计算和解释。人要生存得有价值，就得弃绝一切没有理性的行为。所有的传记都是这么写的：生活总是充满了起因和后果、成功与失败。人类焦虑地看着这连锁反应，急剧地奔向死亡的终点。
斯特恩的小说矫正了这种连锁反应的方程式。他并不从行为因果着眼，而是从行为的终点着手。在因果之间的桥梁断裂时，他悠哉悠哉地云游寻找。看斯特恩的小说，人的存在及其真意何在要到离题万丈的枝节上去寻找。这些东西都是无法计算的，毫无道理可言，跟莱布尼兹大异其趣。
评价一个时代精神不能光从思想和理论概念着手，必须考虑到那个时代的艺术，特别是小说艺术。十九世纪蒸汽机车问世时，黑格尔坚信他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