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业已耽误了一个学期，到了无法追上的地步。教师们知道我所以耽误的原因，总是善意地给我一个勉强及格的分数。我也就索性将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中英文译本，都是在这个时期读完的。
这位“特殊学生”，来来往往于京沪之间。当陈独秀仓促从北京逃往上海，借住于亚东图书馆里，正在上海的他便“与陈独秀先生会晤多次”。
时隔五个来月，这一回，当他与陈独秀同住渔阳里二号，他发觉陈独秀的思想跃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他（引者注：指陈独秀）开门见山的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先生这种坚决的主张，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滔滔不绝地说明这种主张的各项理由。我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的高论，有时互相附和，有时互相质难。这个主张从此就成为我们多次谈话的题目。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是有多方面的特长。
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