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之险，避开了战乱之祸的南唐，在前任国主李昪的治理下曾达到了其他割据政权难以企及的高峰。
李昪，这位曾被陆游评价为“仁厚恭俭，务在养民，有古贤主之风”的皇帝，对局势有着清晰而明智的判断。他称帝后，在位七年，兵不妄动，守土养民，轻徭薄赋，使南唐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当中原陷于连年战乱之时，李昪成功地把中原的苦难变成了自己的红利。他大量接纳从中原一带流落江淮的难民，不仅妥善安置，还给了不少优待政策，江淮俨然成为令人羡慕的世外桃源，国力日渐强盛，逐渐成为“十国”中的强者。
但这样的局面却在李昪死后开始逆转。李昪的儿子李璟也许是一位颇有才华的文人，但绝不是一位称职的治国者。李璟继位后，要么重用跟他志同道合的文人骚客，如韩熙载、冯延巳等人；要么提拔以阿谀奉承为能事的奸佞小人，如陈觉、魏岑等人。而这些人大多是在江淮经营多年的旧僚，关系盘根错节，又贪得无厌，常常为了一丁点利益互相攻击。以宰相宋齐丘、冯延巳为首的“宋党”与中书舍人韩熙载为首的“韩党”，党争尤其激烈。“韩党”痛骂“宋党”是奸佞小人，“宋党”则反唇相讥说对方“嗜酒猖狂”。如此乱象，李璟却充耳不闻，听之任之。南唐朝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