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却依旧没什么改变，趁着叛乱走私违禁物品大发国难财的不在少数，就算老实守法，商人们所需要缴纳的赋税与农民工匠无二，所拥有的钱财基数却大大不同，徭役也往往都是雇了穷苦人家的孩子充数，反正官府只需要能征发到足够的人数，至于货对不对板，没人愿意细细追究。
如此大环境下，像李文柏这般找地方官员抱大腿的商贾虽多，但愿意响应朝廷号召，为雍和帝排忧解难者却屈指可数，朝廷鼓动商户们为征讨大军捐款捐粮也是响应者寥寥。
再者，商人游走在大齐各地，常年居无定所又不受户籍所在地影响，不仅极其难以管理，还成了可能会造成不稳定的极大隐患。
商人逐利，朝廷财政一年比一年困难，陷入“仇富”情绪的朝廷大员们自然就看上了商贾这群待宰的肥羊。
抑商，一是为了增加作为国之基石的农民的数量，也是为了从商人们鼓胀的腰包中为朝廷多掏出些银两。
听起来一举两得且百利而无一害，这也是雍和帝明知道民间反弹的声音很大，却从始至终也没有明确表示过反对的原因。
不支持也不反对，由着王敦茹们折腾，若平安无事当然甚好，若民间反弹过大以至于激起民变，雍和帝恐怕会眉头都不眨一下地把王敦茹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