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本人还有著史的任务，未必能抽出时间来，但挂个名，或者安排几个襄阳学院的教席或者学生来参与这个项目是没有问题的。至于陆康，他认为这是吴郡的事，只能由吴郡郡学来主持，不想让会稽人也插一脚。他不好从正面拒绝盛宪，只好先质疑盛宪的学问。
事实上，《论衡》这部书的原稿不全，错误在所难免，盛宪等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看不到成绩，却盯着缺点不放，这是故意挑事。如果按照这样的态度，那蔡邕所著的史书可指摘处更多，陆康所著的文章也并非无隙可击，大家都差不多。
虞翻有些上纲上线，但他的推测不无道理。读书人也是食人间烟火的凡人，有私心，有贪欲，名和利，他们都想要，何况这又是一项可能改写华夏史的重大工程，谁也不想做局外人。陆康如此，蔡邕如此，盛宪也如此，甚至虞翻也不例外。项目的总负责人迟迟未定，就和他们之间的博弈有关。
孙策因此很头疼。他见识很高明，但学问有限，没有能力与这些大儒辩论，也不想参与其中。以政治手段解决学术问题是他极力避免的事，汉代的两次学术会议都因为政治成份过浓，严重削弱了学术含金量，最后使学术僵化，也掘了王朝根基，一步步走进死胡同。
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