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离开那个八线小城市到省里比赛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个男孩。他穿着雪白的衬衣，脖子像天鹅一样修长，打着黑色的领结，当他优雅地扬起起下颌，冷眉垂眸，琴弓像丝绒般滑过橡木小提琴，排演厅里的伴奏团恍如背景，衬托着缓缓响起的贝多芬与圣桑的奏鸣曲，她的心忽然像被一道光击穿。
多年之后，当她第一次有机会在纽约上东城的褐色沙石大宅里弹奏古筝的时候，也曾有过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衣冠楚楚高大俊美的金发青年，目光像点水般优雅而冷漠地掠过她的脸庞，徐徐流向那些身份矜贵的晚宴客人。
即便是为了上东城晚宴上这样浮光流影的惊鸿一瞥，她也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和不小的代价。
她不会忘记，父母第一次为她请了昂贵的外教练习口语，为了免费将对方多留一刻，多说一会话，卖力地做了一桌子成本低廉却让人流口水的菜，盛情邀请对方一起吃饭，说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待客之道。
为了供她出国留学，父母掏出了乡下房子拆迁所得的补偿款，继续住在原来狭小破旧的单位宿舍里。
她在纽约勤工俭学，见识了人与人之间的高低悬殊，尝试了种种失落与教训，最终带着一种怅然的失望从美国回来，调整状态后投入上海，毕竟她很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