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的名士孔子说得哑口无言。在其父影响下，柳下越从小便识字，在进入学宫后虽然在诗书礼乐上成绩不佳，但与当时的”史家”“家”两派士人接触，耳渲目染之下，文字功底不差，加上他素来喜欢记录沿途山川地理的习惯，便促生了这一本仅有数万字的随军笔记。
值得一提的是，史学界一直有一种“文体备于春秋之末”说，也就是说，后世的纪传体史书、、笔记、辞赋、诗词、戏曲，乃至于散文、笔记，都是在春秋之末这不到五十年时间里井喷出现的。其中缘由，一是因为天下趋于一统，临漳学宫建立后，华夏士人有了一个广泛交流的平台，夏商周三代文化得到了总结和发挥，催生了新的思想和文体；其二，纸张的发明，毛笔的改进，乃至于雕版印刷术的面世，使得书写不再是一种昂贵的贵族特权，在纸张这一载体上呈现的内容，也不再是甲骨文、金文的寥寥数笔，或是竹简帛书上的惜墨如金。
而笔记这一体裁的开创者，恰恰是柳下越的《南征记》，在他五十年后的《史记.艺文志》也把他当作为“家”中的一员。
综上所述，《南征记》是以笔记的形式按时间顺序书写的，虽然文字略显粗糙，修辞稚嫩，远不及《史记》在叙述这场战争时的用词华丽，恢弘壮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