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简单来说，对于讨灭匈奴这事，司马迁认为是势在必行，但司马迁认为讨伐匈奴搞到国内民生凋敝，纯粹是汉武帝找不到一个好丞相，打匈奴是国事，非打不可，可搞到国内民生凋敝，你得背锅。
等到班固汉书的时候，以汉朝后人的态度去记录武帝，那就完全不同了，评价高到没朋友，至于打匈奴，那更是必须要打。
然而等到司马光修资治通鉴，那就彻底不是这回事，“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三个人三个评价，写的内容还都是正版，也都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但是三个人的评价完全不同。
陈曦以前就懂这个，所谓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不外乎如此。
司马迁的立场站在正常人的立场，见证了文景的盛世和汉武的霸业，所以给出了合乎情理的评价，而班固站在历史下游，清楚地知道武帝到底给之后打出来了什么样的精气神。
就跟朝鲜战争一样，哪怕损失惨重，却让中国真正站在了世界的一角，而不是被认定为一个扶持起来的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