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声势的争。
“强国需要外交，他需要用外交去平衡国际关系，避免敌对国结成同盟，从而对已不利，弱国更需要外交，因为对于弱国而言，外交是其保障自己利益的唯一手段，不过相比之下，国朝现在之外交又是外交吗？”。
唐浩然冷冷一笑，至少直到庚子之变前，满清都谈不上有外交，甚至被人家欺负了几十年，对西方诸国的了解，仍局限于皮毛，若不然也不会闹出“向十一国宣战”、“杀尽在华洋人”的笑话，所谓的外交都是等到别人打上门来，见打不过人家，才慌作一团似的由海关或他国公使从中斡旋，然后呢？也就是认挨受打了。等到最后一张老虎皮被日本人剥掉之后，“我大清”便彻底的沦为板上之肉了。
唐浩然的反问，让谭嗣同的心头一沉，他便想到的《泰西策》中的“东洋补遗”，其所闻所见，确非于亲自赴日本游历，而是得之于日本留学生、外交官，日本维新以来历任政府最重外交，其外交官虽不为他国所重，但却使得日本能够游走各国间展以纵横术，笨拙的模仿、学习西洋现代外交，而反而国朝派出的外交官，旅洋十数年，所记所书不过只是西洋风情，于外交全无一丝用途。
“那以子然之见，当今国朝若欲求强，又当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