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倒不是因为其他，而是因为著书之人。
“唐子然！”
念叨着这个名字，翁同龢的心情却是一阵复杂，此人曾是张之洞之幕，深得张之洞信用，后却又因朝中变故，而被恭王与李鸿章调往总理衙门，如那曾纪泽一般沦入同文馆，不过翁同龢对他倒不似对那曾纪泽，千方百计的陷其于同文馆。
这会又一次瞧着他著的这本书，翁同龢倒是生出一种屈才之感，究其原因到也简单——在某种程度上，其是帝党之人，在其来京之前，张香涛曾亲信与自己，言此子胸有经世纬国之才，但却性格耿直，让自己于京中代为照料一二，至于为何放其来京，虽信中未曾提及，但翁同龢隐隐也能猜出一二来，或许同禁烟一事有关。
“看来，此子还尚需磨练一二啊！”
长叹口气，翁同龢便将这本《泰西策》望书柜上一搁，在他的书柜上除去国学典籍外，还有其它各种洋学书籍，作为帝师，这几年，他一日向皇上力但是创办洋务，并向皇上推荐《庸书》、《泰西新史揽要》、《校邠庐抗议》等洋学以至变法的书籍，并将《校邠庐抗议》中汰冗员、许自阵、省则例、改科举、采西学、善奴夷等六篇录写成册送呈皇上。
而这本风靡海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