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被放回的他，在朝鲜士民之间享有极高的威望，甚至远高于旧王。亦得益于其威望，“迎恩门之变”才未对朝鲜内部稳定造成多少冲击。
但众所周知“迎恩门之变”在某种程度上彻底改变了朝鲜，就像这面前的朝臣。从领议政到一班朝中大员，其议定人选时，作为摄政的李昰应皆送名册于驻朝大臣处，待其同意后，方才以新君的名义下旨委任，而这班朝臣最大的共同便皆为“事大”，与旧王室和外戚为首的亲俄亲美全然对立。之所以大用“事大党”倒也与李昰应本人即为“事大”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对于朝鲜而言。事大数百年，早已成其习惯，那种集会的事大，虽因朝鲜开港导致朝中分为亲华、亲日以至亲俄美。但占绝对主流的仍然是“事大亲华”。
而李昰应摄政后。更是直接将亲俄美者的政敌或弃市或流放，召回旧臣。这一班理念看似相同的朝臣，在初时似没有多少分歧，但随着局势的稳定，尤其是在三日前，汉城的最后的一个日本公使馆撤出汉城后，这分歧却随着司宪府司宪的一份奏折，而引起轩然大波。
“大院位大监，臣以为开辟新租界成乃千不当万不当之事！我朝鲜所为国。不过只是弹丸之地，若将方园十数里之地开为租界，岂不徒乱是生。再者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