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性，李光泽很难理解，但是现在，随着厂矿的创办，他似乎能够理解大人的苦心，办厂兴矿以至练兵，都需要精通西学的人才，读圣贤书的人多，可读圣贤书的人或许能为官，但若是用于实业，却是不堪一用，读圣贤书者，有几人知煤如何采，铁如何练？纱如何织？路如何修？
作为东亚同文学会秘书长，李光泽现在同样要去学习西洋学问，若是换成他人或许会有些不屑，可他却知道能否与府中站稳脚，与这西洋学问有很大的关系，不过他并没有不自量力的选择如冶金、筑路、化学等科学，那种西洋学问没有十几年的功夫绝难有所成。
所以他另辟蹊径的选择了教育，这是他从《泰西策》中习得的门道，如普鲁士、日本者无不是以教育作为兴国之道，作为《泰西策》的编写者，大人自然看重教育，而他身边又岂有擅长教育之才？
那李光泽研究西洋教育，难道仅只是做大人身边的洪堡？
当然不是，他需要借助办教育，作为于府中的立足之道，而不至于大人眼中，自己只是一个读圣贤书、知官场之人。
“大人，以我之见，在学校中，不乏十四五岁，以至于十六七岁者，其年龄已长，多年流浪致使劣习成性，于校间恐将劣习传于年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