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显著变化，尤其是地方，在发捻之前，各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军政长官大部分是满旗官员，实权操于中央，而战后因西北回乱、西南回乱等各地乱起不断，朝廷为平定匪乱，只好任用湘淮将领充任督抚等地方军政长官，长久以来，许多权力早不在中枢，而在地方督抚之手。
而在过去二十余年间，地方督抚的权力不断扩大，早已逐步集军、政、财、外交大权于一身，成为地方权臣，这“外重内轻之轻”实已形成，甚至呈尾大不掉之势，他们一方面被朝廷视为柱石，凡重大决策常以他们的意见为取舍，言行举措甚至直接影响朝政大局。
李鸿章自己作镇北洋二十年，早为中外瞩忘，声出政府之上，政府亦为倚为重，至于两江的刘坤一、湖广的张之洞等其它总督，虽声忘虽赶不上李鸿章这般显赫，但却亦因其地位显重，多年来借口种种把持地方，操持地方成“外重内轻”之局。
而“外重内轻”的国朝时局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地方趋向以及同中枢的分庭抗争，同治初年，中枢尚能以战败逃跑的罪名处死何桂清，光绪初年朝廷尚能借杨乃武案来弹压湘军体系的势力，进而罢免流放官员。可是现在督抚纵是公然抗命朝廷，矫旨不遵，朝廷对大家也不能“稍加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