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的老笑话，混在日常谈吐里自由使用着。这些看不见的纤维，组成了我们活生生的过去。传统的本身增强了力量，因为它不停地被引用到新的人，新的事物与局面上。但凡有一句适当的成语可用，中国人是不肯直接地说话的。而仔细想起来，几乎每一种可能的情形都有一句合适的成语来相配。替人家写篇序就是“佛头着粪”，写篇跋就是“狗尾续貂”。我国近年来流传的隽语，百分之九十就是成语的巧妙的运用。无怪乎中国学生攻读外国文的时候，人手一编“俗谚集”，以为只要把那些断句合文法地连缀起来，便是好文章了。
只有在中国，历史仍于日常生活中维持着活跃的演出（历史在这里是笼统地代表着公众的回忆）。假使我们从这个观点去检讨我们的口头禅，京戏和今日社会的关系也就带着口头禅的性质。
最流行的几十出京戏，每一出都供给了我们一个没有时间性质的，标准的形势——丈人嫌贫爱富，子弟不上进，家族之爱与性爱的冲突——“得意缘”，“龙凤呈祥”，“四郎探母”都可以归入最后的例子，有力地证实了“女性外向”那句话。
《红鬃烈马》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薛平贵致力于他的事业十八年，泰然地将他的夫人搁在寒窑里像冰箱里的一尾